知名專家聚焦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深圳要在重點領域深化改革率先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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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專家聚焦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深圳要在重點領域深化改革率先突破

來源:未知 發布日期:2019-12-04 查看:

日前召開的廣東省委十二屆八次全會強調,全力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

  為了助力廣東特別是深圳市更好落實這一國家戰略,南方日報南方經濟智庫采訪數位知名專家,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匯眾智、聚眾力,提供可資借鑒的先行先試“金點子”。

  專家認為,先行示范區是特區2.0版或升級版,是中央在新時期賦予廣東及深圳的又一重大使命。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仍需要不斷探索,深圳應繼續發揮帶頭引領、先行先試的作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道路、提供經驗。

  發揮創新引領作用

  激發“雙區驅動效應”

  “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范區先后落地珠三角區域,關鍵在于這一區域發展成就突出,市場活力大,高新科技獲得快速發展,在全國有排頭雁的實力。”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表示。

  樊綱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和先行示范區建設,都需要解決科技發展、市場化制度和城市化發展等共性問題,這是“雙區驅動”的重要背景。目前,中國正處于城市化的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等大城市群將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從單個城市到多個城市組成城市群協同發展,成為近年來區域發展布局的重要特征,這也同樣體現在今年發布的兩份重要文件中?!痘浉郯拇鬄硡^發展規劃綱要》用單獨章節闡述“完善城市群和城鎮發展體系”,《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則提出,推進深莞惠聯動發展,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和城市群將通過更有效地聚集和配置資源,提升全國經濟效率。”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就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深圳作為在改革開放中走在前列的經濟特區,成功闖過很多發展關口,如今已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創新高地,發展能量不斷向周邊區域輻射。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深圳應發揮好帶頭、引領、先行先試的作用。

  這一觀點與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不謀而合。劉元春認為,大灣區、先行示范區的關系可以視為點面結合,兩者只有相互聯動、相互配合,才能充分釋放“雙區驅動效應”。

  在不久前舉辦的“讀懂中國”廣州國際會議期間,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等,成為會議期間的“高頻詞匯”。9月5日,深廣兩地簽署《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明確了廣深將在支持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等方面深化合作。干貨滿滿的協議簽署本身,也正是“雙區”利好疊加的生動體現。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是個龍頭工程,要通過創新發展,使深圳在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領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做出樣板;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是區域發展中的重頭戲。”劉元春說,應從全國發展的大局理解和推進“雙區驅動”,深圳應有更強的歷史使命感和更高水準的發展規劃。

  在具體做法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認為,發達國家對優質資本和優質技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深圳應建設成為世界級大平臺,匯聚來自全球的優質資源,同時不斷進行制度創新促進產業升級、財富增值。

  如今,高端創新要素集聚已經成為深圳發展不可或缺的關鍵。不久前在深圳閉幕的第二十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3315家展商參展,展示的高新技術項目達10216項,涵蓋人工智能、物聯網、5G商用、8K超高清、區塊鏈技術等多領域。

  劉世錦表示,在創新驅動、提升產業競爭力等方面,廣東與深圳的表現都很突出,特別是創新發展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已經領跑全國。

  從特區到先行示范區

  繼續為全國探路

  近40年來,深圳生產總值增長萬余倍,躋身全球城市30強,2018年深圳人均GDP達到19.3萬元。深圳的輝煌是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典型與縮影。

  鄭永年認為,相比40年前從一個小漁村起步建設經濟特區,今天的深圳不僅積累了很好的經濟基礎,也有一定的制度創新基礎。但要進一步改革創新仍存在一定阻力。

  “有開放才能有創新,有流動才能有碰撞,創新就是信息流動的結果。”鄭永年表示,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要做加法,可以學習西方國家的有益經驗,保持市場的有序競爭和充分開放。要借助當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培育、建設開放的經濟環境。

  事實上,深圳40年來最重要的發展經驗之一,正是不斷擴大開放。從“三來一補”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到輻射全球的電子信息產業蓬勃興起,從蛇口客運碼頭往來香港的客船,到年旅客吞吐量接近五千萬人次的世界級機場,既是深圳日新月異的最好見證,也是不斷推動其發展的重要動力。

  “當年建設特區,政府在稅收、外資、投資等方面有一些特殊政策,使企業運營成本更低,更容易發展。”樊綱表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可以看作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不同的是,如今更多不是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而是需要深圳在重點領域率先改革、主動探索。

  在深圳前海,通過打造外商投資“一口受理”升級版,企業辦理營業執照和外商投資備案回執時限從20個工作日減少到2個工作日,進一步便利外商投資。

  通過制度創新吸引優質資源匯聚,促進技術創新、產業創新,正在成為深圳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對此,劉世錦表示,深圳更加需要發揮先行先試作用。“國家層面主要是定方向、劃底線,到底什么辦法適用,還要深圳繼續摸著石頭過河。”

  《意見》明確,深圳將在創新跨境金融監管,完善產權制度,完善數據產權和隱私保護機制,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醫學人才培養、醫院評審認證標準體系,實施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制度等涉及社會經濟民生的多個領域進行探索,從而率先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路徑。

  同樣在深圳前海,今年1—6月新推出48項制度創新成果,累計制度創新成果數達到462項,其中49項在全國復制推廣,平均3天推出一項創新制度,書寫了新的深圳速度。

  “有些人說中國現在已經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這實際上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過程缺少理解。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河,40年前的河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新的河,還是要試。”劉世錦表示,改革過程中可能免不了走彎路,但對的東西是通過試錯找到的,從長期發展來講,成本還是相對較低的,這對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

  深圳最大優勢是“創造+制造”

  “深圳最大的優勢是創造+制造,以制造業為基礎,同時創新能力很強。這個特色不能丟掉。”劉世錦表示,在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深圳的人均GDP能達到近3萬美元,同時GDP總量還能保持較快增速,和深圳的IT產業、高端制造業占比較大的產業結構有很大關系。

  下一步,深圳如何保持目前的發展勢頭?劉世錦認為,應該在兩個方面著力:其一在創新前沿、在“創造+制造”方面找到新的增長點,其二盡量降低制造業的生產成本,保持產業競爭優勢。

  為此,劉世錦認為,以深圳為中心發展大都市圈,并與其他城市形成城市群,應成為下一步深圳發展的重要戰略。具體來說,一方面,將中心城區由于成本較高導致競爭力下降的企業,轉移到周邊中小城鎮,生產環節遷出后,核心的研發環節留在深圳,優化產業配置。另一方面,在科技發展的前沿找到新的增長點,利用中心城區騰出的空間發展新興產業。

  “惠州、東莞、深汕合作區等區域,應該與深圳中心城區更加緊密地共同發展。這對下一階段深圳的經濟發展、產業轉型意義重大。”劉世錦表示,中國將來的城市發展,不是提升單個城市行政級別,而是給予每個城市平等發展的機會,打破城市的行政層級,遵循城市發展的經濟規律,給予每個城市平等的發展機會,促進公平競爭。

  對于深圳而言,這意味著應將發展定位放在更加開放的格局中理解。劉世錦表示,深圳的發展定位不僅要從全國來看,還要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應該充分發揮“創造+制造”的優勢,在全球范圍形成具有較大影響力、帶動力的高水平的“創造+制造”中心。

  對今天的深圳而言,要實現這一步也并不容易。“以前深圳主要做創新轉化,這一做法得到很好的發展成果,但必須要認識到,這種模式很可能缺少后勁,必須要發力源頭創新。”劉世錦表示,深圳要推動創新環境升級,培育出能使諾貝爾獎級研究成果成批出現的土壤、環境和文化,爭取在全國走在前面。

  從建設深圳技術大學,到支持劍橋大學與北京大學在深圳聯合辦學,近年來深圳努力從世界范圍吸引高水平教育和科研資源聚集。對此,劉世錦表示,這些舉措在短期內可能不會立竿見影,但有利于長遠發展,因此要堅持做好打基礎的工作。在建設高水平高校、加強基礎研究上還可以做很多探索,可以嘗試形成一套更有活力的全新的教育科研體制,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助力產業創新。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

  以更大力度開放促進創新發展

  “‘創新’和‘開放’其實是同義詞,有開放才有信息流動,有信息流動才能有思維碰撞,也才能有創新。”鄭永年建議,深圳應進一步擴大開放,努力建設成為一個世界級經濟平臺,匯聚來自全球的優質資本、優質技術、優質資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服務。

  《意見》提出,到2025年,深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創業創意之都;到本世紀中葉,深圳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而“開放”貫穿始終,成為《意見》中的高頻詞匯,累計出現10余次。

  在鄭永年看來,開放創新、開放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縱向來看,在中國歷史上,那些主動對外開放的歷史階段,都是比較強盛輝煌的,比如漢朝、唐朝;到了明清時期,特別是清朝中后期“閉關鎖國”,讓中國逐漸落后于世界潮流。

  從橫向來看,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科技強國,堅持開放發展正是關鍵原因。“為什么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那么強?因為它吸納全世界創新人才,共同為美國創新。”鄭永年說。

  當前,國際經濟貿易環境復雜多變,部分發達國家推動“再工業化”或“工業4.0”,對優質資本、優質技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階段。在此背景下,鄭永年建議,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深圳,更要用制度來鼓勵開放創新,要推動體制機制創新,不僅要吸引優質資本和技術進來,還要留住資本和技術為我所用,并實現增值發展。

  鄭永年表示:“總而言之,深圳要開放,要有開放的經濟體、開放的社會、開放的城市、開放的人才環境,甚至開放的市場管理體制,而當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則為開放發展提供了技術條件。”

  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也要相互開放。在鄭永年看來,目前大灣區內部11個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發展特色和制度特點。

  對此,鄭永年建議,粵港澳大灣區要加強互聯互通,實現內部資源開放共享,必須打破行政邊界的束縛,建立一個共同市場,讓經濟要素在市場內可以實現自由高效流動,從而持續激發經濟高質量發展動能。他舉例說,在大灣區任意一個城市注冊的企業,都是“大灣區企業”,在大灣區都可享有平等的經營、稅收、土地、人力等方面的發展待遇,企業就可以根據市場需求進行更為合理的產業布局。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

  依托大市場 培育大創新

  “沒有大市場就沒有大創新。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形成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和消費市場,其發展的重要優勢就是依托大市場孕育大創新。”劉元春表示,深圳應該對接國家創新戰略布局,從全局高度謀劃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建設。

  劉元春認為,中國要想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掌握主動權,關鍵在于三點:一是在制度構建上發力,二是持續推進改革開放,三是構建大國競爭的核心競爭力,關鍵就是創新能力。只有通過創新驅動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讓不斷弱化的舊動能被蓬勃的新動能所替代。

  “未來中國核心競爭力的構建,創新是核心,深圳作為中國創新的重要區域,要發展成為中國創新的排頭兵。”劉元春對深圳創新發展充滿期待。

  不過,對于深圳目前的發展現狀,劉元春直言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其一,深圳的高等教育無法支撐持續的良性循環,在創新文化底蘊和宜居城市的建設上可持續性和深度不足。其二,前沿性、關鍵性技術還未能實現成體系的突破,企業投入科研很多,但是基礎性研發缺乏。其三,在金融支持、金融生態建設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補足短板并不代表追求產業結構上的大而全。劉元春認為,應建立以深圳為牽引,以大灣區為基礎,以全世界為市場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匯聚產業、科技創新、人才等高端要素資源,在實體經濟上做實做強,在高端制造、先進信息產業等領域不斷增強核心競爭力。“不要認為高水平就是新技術,傳統產業也有高端環節,深圳一方面應推動新興產業實現突破,另一方面要讓高端制造業扎根發展。”

  劉元春建議深圳應大力建設四個體系:第一,形成具有世界性競爭力的高端制造業,具有影響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第二,建設與科研創新、高端產業相匹配的金融體系;第三,要有支撐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科技研發的體制機制創新體系;第四,要有現代人力資源的支撐體系。

  “對標世界其它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不僅要在經濟體量上實現趕超,更重要的是在創新和發展質量上實現超越。”劉元春表示,深圳目前已經具備很好的發展基礎,依托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教育、人才優勢,通過不斷匯聚產業優勢,可以進一步拓展深圳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和深度。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

  深圳要為全國提供參照和范本

  “隨著發展階段的轉換,全國各地在發展中往往面臨很多新問題,比如金融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如何推進擴大開放。”樊綱表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其中關鍵就在于能否為全國發展中遇到的共性問題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

  “深圳的發展,前期主要是發揮比較優勢,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謀求快速發展,近20年則逐步進入學習模仿和自主創新的階段。”樊綱舉例說,深圳發展到今天,要在科技前沿實現趕超,就必須創新機制,更加重視知識產權保護,以更好地激勵發明創新。

  在金融監管上,樊綱建議,深圳應在促進金融發展的同時做好風險控制,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促進金融健康發展,為全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出示范。

  在對外開放上,樊綱建議,深圳可以在資本賬戶開放上進行試點,采取有管理的資本流動,在總量控制的范圍內給予一定的自由。

  在居民住房上,樊綱認為要打破中小城市、農村和大城市的土地邊界,用快捷的交通連接起來,使土地供給范圍擴大,通過大城市群的發展來解決住房供給和穩定房價。

  在高質量發展上,樊綱表示,高質量發展一定是更有效率的發展,這意味著深圳應該通過發展讓資源利用率更高,產業增加值持續提升,發展更加均衡,讓不同收入的群體都能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財富增值。

  梳理過往,深圳的發展經驗仍為處于類似發展階段的很多區域提供重要參照。在樊綱看來,有三個重要因素值得持續關注:其一,企業和政府的關系符合市場化的要求;其二,深圳對新事物持開放態度,出現新事物不是挑毛病,而是看潛力;其三,深圳允許科技入股等新的企業形式,為新興企業提供發展空間。

  展望未來,深圳如何為全國發展提供更多具有突破性的解決方案,更加富有挑戰。

  “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既不能靠政府提供優惠政策,也不是對中央制度設計的簡單執行,而是更加依靠深圳自身去創造和探索。”樊綱表示,目前深圳正在摸索探討的很多制度性設計,是否契合當前發展需求,能否有助于解決全國性的問題,還需更廣泛的討論。但無論如何,深圳都要站在改革開放40多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為解決全國性問題提供參照和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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